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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0日，九部門聯合印發《關于扎實推進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提出加強對商品零售場所、外賣服務、各類展會活動等停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的監督管理等一系列舉措，推進塑料污染治理工作。

看起來，一次性塑料袋可能將面臨空前危機。面對商超、快遞巨大的需求，“可降解”塑料袋的機會要來了。可真實情況果真如此嗎？

成本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拋開成本談任何問題都沒實際意義。

以生活中最常見的可生物降解塑料PLA為例，原料單價在2.5萬~3萬元/噸，而聚乙烯一噸的原料價格普遍在萬元以下。

目前的可降解塑料正處于成本不占優勢的尷尬境地，兩種不同材質的成品價格，限制了可降解塑料大規模應用。而更嚴重的情況是，很多打著“可降解”概念的塑料產品，實際是不可降解的。

可降解塑料和傳統塑料之間的區別：

不可降解塑料：生活中常見的塑料主要有五大品種，即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氯乙烯(PVC)、聚苯乙烯(PS)及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合物（ABS）。這五種塑料的原料都是石油，屬于不可降解塑料。

生物降解塑料：這是一種全部或部分來源于生物質的塑料，也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無污染的環保材料。生物質是生物起源的原料，不包括嵌入地質構造或石化的原料。可以被微生物(細菌或真菌)分解為水、二氧化碳(CO2)和甲烷(CH4)以及生物量(如微生物數量的增長)的塑料。但是，生物降解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環境條件：溫度、微生物、氧氣和水的存在。

石油基可降解塑料：是以化石能源為原料生產的塑料，主要包括PBS（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AT（聚己二酸/對苯二甲酸丁二酯）、PCL（聚己內酯）等。

生物基可降解塑料：是以生物質為原料生產的塑料，能夠減少對石油等傳統能源的消耗，主要包括PLA（聚乳酸）、PHA（聚羥基烷酸酯）、PGA(聚谷氨酸)等。

“假裝”降解和“有條件”降解

當不可降解和可降解材料之間出現巨大的價格懸殊時，中間地帶便出現了足夠的“商機”。

廣義上的可降解塑料中，除了以PLA為代表的生物降解塑料，還有可以機械性分裂的塑料，如淀粉填充、光降解、氧化降解這些“偽降解”塑料。

光降解塑料：是指材料在光的作用下自動降解。很多光降解塑料是在材料中添加光敏劑，在光照條件下成為更小的粉末。還有一些可降解材料是在材料中添加的一定比例的淀粉，通過淀粉的生物降解性使材料的物理性能崩潰，但分解后的PE、PP、PVC等不但無法被環境所吸收，反而會因為肉眼不可見一直殘留在環境，造成更大的危害。所以，歐盟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已經將此類產品歸屬淘汰型。

PLA材料：PLA等材料在理論降解條件上可以達到更純凈的降解物，但在現實中并不允許。

在研究機構IDTechEx的報告《生物塑料2020-2025》中，以PLA為例：“如果一個PLA瓶子被扔進海里，它需要幾百年才能被分解。”報告指出，PLA將在工業堆肥設施中分解，“在那里，PLA可以被加熱到足夠高的溫度，微生物將以可觀的速度分解。”

而有研究機構和環保志愿者做過真實環境中類似的實驗：2014年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模擬自然土壤，12個月PLA塑料試驗，其質量在12個月之后只是損失0.23%；2017年德國邁洛伊特大學400天的試驗，擺在海水和淡水里面，最后PLA只有約0.5%質量損失；這就是很多生物降解塑料所面臨的另一個現狀，就是理論上的降解條件，在現實中并不允許。

PLA材料需要堆肥降解，但是目前有專門為這些材料堆肥的設施嗎？即使在垃圾分類做的最成功的的上海市，廚余垃圾還是需要“破袋”投放，把塑料袋歸為“干垃圾”中，無論是否可降解，統統一燒了之。

即使我們用回收的思路來解決，傳統塑料袋與可降解塑料袋很難區分。回收中，如果統一制作塑料顆粒，則PLA等材料將影響產品質量；統一降解，則傳統塑料又會變成雜質。

此外，PLA材料需要消耗玉米等糧食作物發酵制取乳酸。而糧食作物產量則受收成狀況、國際市場等多方因素影響，來源可能具有較大的波動性。所以，以PLA等材料代表的生物可降解塑料，看上去很美好，但現階段仍有許多難以逾越的障礙。

關于“禁塑”，仍有爭議

塑料為何屢禁不止？其實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它實在太好用了。這個星球上目前還沒有一種材料能夠像它一樣兼顧堅韌、輕便、衛生且價格低廉，它已經滲透到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那些在網絡上鼓吹全面禁止塑料生產的人，可以想象一下沒有塑料世界將變成什么樣子。

即便面對塑料可能造成的環境危害，關于禁塑的課題依然存在不少爭議。

來自英國赫瑞-瓦特大學（Heriot-WattUniversity）的一組學者認為，目前關于減少或禁止塑料的許多爭論往往是短視的，而不是基于事實。

化學科學研究所材料化學系主任DavidBucknall教授估計，用現有材料替代塑料將導致全球能源消耗增加一倍，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兩倍。另外分析發現替代塑料的環境成本將近四倍。他解釋：用替代材料（如玻璃和金屬）替代塑料，由于能源消耗和加工所需的資源（包括水），制造成本會更高。另外，替換輕質的塑料，則意味著運輸成本的提升，并燃燒更多燃料導致溫室氣體的排放的上升。

日本學者武田邦彥所著的《假環保》一書就認為，塑料袋的原料是提煉的石油剩余物再加工制成的，如果妥善回收，塑膠袋并不會造成更多石油化學廢料污染，甚至不會浪費更多石油。

英國環境局2011年的一項研究稱，我們一直宣傳用于塑料袋替代產品的無紡布袋，其廢棄后碳排放量遠高于塑料袋，至少需要重復使用11次，才能彌補它帶來的污染。要達到同樣的水平，棉布袋則需重復使用131次。

總結

現階段，筆者認為對塑料需要有理性的認識，有時一紙“禁令”并不足以解決所有問題。對塑料的污染問題，還面臨著技術、末端處置、公眾認知方面的一些不足。國家對“可降解”塑料的宣傳口徑中，不妨再細致一些，避免“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公眾對于環保的熱情是很高，但缺乏一些專業知識，往往走進事情的反面。

為進一步推動中國治理塑料污染的步伐，中國合成樹脂供銷協會塑料循環利用分會（CPRRA）、中國塑料可持續發展協會（CSPA）、上海馥信認證有限公司、阿米拉（無錫）包裝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國嘉基業信息咨詢有限公司聯合發起，面向塑料循環利用全行業吹響“可回收性”定義的號角，共同建立中國塑料制品可回收性設計的規范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