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矛盾糾紛不斷涌現，一邊是社會對公平正義的期待不斷提高，矛盾怎么破?成都法院用近6年“訴源治理”的探索，交出一份司法機關助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答卷。

　　延伸司法觸角“治未病”

　　祝增巧是成都彭州市人民法院丹景山人民法庭庭長，在法院工作29年。她熟悉基層情況，辦過的案件服判息訴率超過99%。彭州十里八鄉的人們稱呼她為“巧姐”。與印象中正襟危坐的法官不同，祝增巧的許多工作是在走村入戶中完成的。

　　2019年7月，彭州一家旅游開發公司在湔江河上游施工，導致河流斷水，下游丹景山鎮300個魚塘飼養的鱸魚死亡。村民將死魚抬到旅游公司，要求賠償100萬元。為防止沖突升級，政府工作人員趕緊聯系丹景山法庭。趕到現場后，祝增巧先提出實地查看受損情況并取證，村民慢慢冷靜下來。那天她和同事忙到夜里10點，之后法庭又與當地黨委政府、職能部門一起為雙方主持調解，最后雙方達成一致意見：旅游公司賠償養殖戶33萬元損失。一起涉眾的矛盾糾紛通過“訴源治理”得以“無訟”化解。

　　法官主動走出法院大門，在矛盾糾紛發生的一線化解矛盾，是“訴源治理”的一大特點。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縣人民法院大塘法庭化解糾紛進茶園(4月7日攝)。新華社發

　　在鄉村“熟人社區”培育發展“五老”調解員、說事評理員，在城市“陌生社區”探索開展“社工調解”、創建“無訟社區”……通過“訴源治理”，成都法院正深度嵌入到社會治理中。

　　成都市政協副主席、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里贊認為，人民法院主動融入基層社會治理，能充分發揮司法的指引、評價和預測作用，有助于提升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高效解紛裁判“治已病”

　　今年4月28日，一張來自成都市青羊區人民法院的司法確認書讓上海一家小微企業吃了“定心丸”。2017年，該企業與成都一家房地產公司簽訂了一份購銷合同，對方拖欠10萬多元貨款遲遲不付。無奈之下，他們將房地產公司起訴到法院。

　　考慮疫情影響下的訴訟時間和經濟成本，承辦法官積極組織雙方調解。4月28日，雙方達成調解協議，被告承諾分兩期向原告支付完貨款。同時，法院還通過綠色通道在當天完成了司法確認。“通過司法確認，調解協議具有強制執行效力。如果對方依然拒不支付貨款，原告可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法官表示。

上海一家受疫情影響企業與成都一家房地產公司買賣合同糾紛訴前調解成功，法官組織當事人簽署協議并出具司法確認裁定書(4月28日攝)。新華社發

　　高效的訴前調解既減少了當事人的訴累，又解決了實質問題。如今，成都法院與綜治、公安、住建、社會保障、司法行政等部門共同建立了“9+N”個類型化糾紛“一站式”解紛平臺，實現約80%的勞資糾紛化解于仲裁前置程序、約96%的道交糾紛訴前化解。

　　訴前調解并非訴訟的前置程序，對于當事人不同意調解的案件則進入訴訟程序。“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提升司法質量、司法效率和司法公信力，需要人民法院有力統籌訴外與訴內兩大維度。”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郭彥說。

　　近年來，通過研判訴訟背景、矛盾成因和糾紛態勢，成都法院設定了刑事、民事、商事、行政、執行各類案件的繁簡分流標準，確保“簡案快辦、難案精審”。

　　治理衍生案件“防復發”

　　近日，成都新都區人民法院在審理一起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過程中，了解到該小區其余90戶業主與該案情況相同，承辦法官主動聯系90戶案件的當事人集中釋明，并組織購房戶和開發商進行協調溝通。最終，該批90個案件在一天內全部達成調解。

　　治理衍生案件，是當前成都“訴源治理”的又一重點。目前成都法院正推行類案強制檢索制度和判后釋疑制度，探索建立了誠信上訴、防范惡意訴訟和上訴風險第三方中立評估、判后自動即時履行引導機制。

　　2021年12月，成都司法釋明中心統一掛牌并運行，引導當事人正確理解司法裁判，自覺履行裁判義務。“只有坐得近了、解釋到位了，才能讓當事人贏得明白、輸得信服。”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冷雅民說。

　　截至目前，成都司法釋明中心已接待釋明案件2107件，當事人明確表示息訴服判836件，引導當事人履行裁判義務290件。

四川省成都市錦江區人民法院劉俊佚法官到錦江區成龍路街道楓樹社區開展《反有組織犯罪法》現場普法活動(4月28日攝)。(受訪者提供)

　　自2016年在全國率先開展探索以來，“訴源治理”在成都已經走過了近6年時間，形成了深化“訴源治理”和城鄉社區發展治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三線融合”的格局，非訴訟解紛力量的作用日益凸顯。